陶公少有大誌，家酷貧，與母湛氏同居。同郡範逵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。於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馬仆甚多。侃母湛氏語侃曰：“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為計。”湛頭發委地，下為二髲，賣得數斛米，斫諸屋柱，悉割半為薪，銼諸薦以為馬草。日夕，遂設精食，從者皆無所乏。逵既嘆其才辯，又深愧其厚意。明旦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裏許。逵曰：“路已遠，君宜還。”侃猶不返，逵曰：“卿可去矣！至洛陽，當相為美談。”侃迺返。逵及洛，遂稱之於羊啅、顧榮諸人，大獲美譽。

　　公仪仲子之丧，檀弓免焉。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，檀弓曰：“何居？我未之前闻也。”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，曰：“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，何也？”伯子曰：“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。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，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；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。”

　　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。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；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，近者说服，而远者怀之，此大学之道也。《记》曰：“蛾子时术之。”其此之谓乎！